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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膜和社会稳定风险六边形弹性均衡模型及社会风险模拟器 ——在第十一届中国管理创新大会上的报告
发布时间:202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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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阎耀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政策模拟的社会稳定风险研究》(13ASH003)。膜就是用于过滤的一种介质。但是膜分离与传统的网过滤不同。它作为一种具有选择性分离功能的技术,可以根据主体的需要,选择对分离对象进行不同组分的分离、纯化、浓缩等过程进行膜分离。膜的种类和膜分离的方式多种多样。膜科学与技术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如今已被广泛应用于气体分离、物料分离和水处理等自然界的各个领域并发挥举足轻重作用。与此同时,膜科学与技术中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思路、新发现等也给予社会科学尤其是安全风险管理领域颇多重要启发。本文旨在为膜科学技术的应用提出一个新的交叉点,将其理论及方法与社会安全风险管理相结合,提出“社会膜”概念,希望能够借鉴自然科学中的膜科学与技术,构建完善的社会安全风险管理的膜系统,为我国社会稳定风险的预防和规避提供新的思路、新的原理和新的方法。

一、对膜现象和膜技术的哲学思考

膜,作为一个汉语词汇,其主要含义是指生物体内像薄皮的组织,如耳膜、视网膜、胃粘膜,竹膜、苇膜等等。总之在自然界的生物链中存在着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膜。

人们很早就发现膜具有分离作用。膜分离是以膜作为分离介质,以外界能量或化学位差作为推动力,对双组分或多组分的流体进行分离、分级、纯化和浓缩的方法。例如动物的消化系统就是自然界一种典型的膜分离现象。

但是由于地球上天然纯而又纯的物质极其稀少,95%以上的物质都是与其他物质混合在一起的“混合物”。所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便与“膜分离”具有不解之缘并如影随形。

人们很早就发现膜具有分离作用。膜分离是以膜作为分离介质,以外界能量或化学位差作为推动力,对双组分或多组分的流体进行分离、分级、纯化和浓缩的方法。例如动物的消化系统就是自然界一种典型的膜分离现象。

 如果我们站在哲学的高度对这些司空见惯却熟视无睹的“膜现象”加以审视,不难发现膜和膜分离现象以及膜技术的发展,正是自然演进和人类存续须臾不可或缺的一种普遍现象,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基本规律之一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题中应有之义。

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膜分离正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膜分离现象形象而具体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趋势,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生动体现。它是事物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的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反映了事物演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将膜技术引入现代社会风险管理的社会物理学论证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预言风险社会的来临。现在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和现实社会风险的频仍,不仅“风险社会”一词终于被广泛认同,更重要的是:寻求规避和破解社会风险之策,已然成为朝野热议的话题和学界研究的热点。那么,膜科学与技术能否为风险管理鼎助一臂之力?

“社会膜”的概念的界定:

借鉴膜科学与技术中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思路、新发现和新技术;

是一种物理介质而不是一种空洞的思想(思辨);

这种介质能够以现代技术化的手段识别社会风险;

这种介质具有使社会风险因子分离出来的功能;

这种介质能够批量化生产并产业化运营。

膜分离作为一个物理学过程,我们将其引入社会管理不妨进行社会物理学方面的思考。

社会物理学其实是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在创立社会学时首先想到的名称,只是为了避免与人重复遂命名为社会学。孔德认为社会与自然并无本质的不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人为的社会秩序通常可以看作“自然秩序”的简单延伸;而探讨人类社会生活规律的科学应是探讨自然规律的科学的直接延续。所以应该坚持统一的科学观,把研究自然界的方法贯彻到研究社会中去。当代秉承孔德这一理念的社会物理学派对于现实问题的探索,通常遵从一定的模式思考,并具较严格的逻辑推演,在寻求机制的过程中形成了如下的基本认知框架:

1)承认无论自然系统还是人文系统,无一例外地随处(空间)随时(时间)都呈现出“差异”的绝对性;

2)只要存在各种“差异”或“差异集合”,必然产生广义的“梯度”;

3)只要存在广义的“梯度”,必然产生广义的“力”;

4)只要存在广义的“力”,必然产生广义的“流”;

5)社会物理学着重探索广义“流”的存在形式、演化方向、行进速率、表现强度、相互关系、响应程度、反馈特征及其敏感性、稳定性,从而刻划“自然一社会一经济”复杂巨系统的时空行为和运行轨迹,寻求其内在机制和调控要点,在计算机及网络工具的支持下,有效地服务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与管理。

综上,人文系统中的“差异”“梯度”“力”和“流”,均是膜技术的用武之地,膜技术毫无疑问具有在社会风险管理领域大显身手的理论可能性。

三、构建社会膜的若干难点问题和发展设想

在社会物理学的认知框架下解决膜技术在社会领域的应用的可能性仅仅是大前提,如何落实还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论证其可行性。因为孔德的社会物理学把社会与自然完全不加区分的理论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难题需要解决:

其一,膜客体的差异问题

工程膜(泛指在自然领域运用的人工膜)与社会膜的膜分离对象不同。前者分离的对象是没有知觉或没有主观能动性的自然物;而后者分离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是有意识的、经过某种思虑和激情运行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恩格斯语)这就是说在膜分离过程中,人制造膜又被膜分离,即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在特定情形下,一些人会因某种目的而采取伪装、隐藏、干扰等反分离技术与膜分离相对抗。总之社会膜在膜分离过程中的这种主客体矛盾将会给莫识别造成极大干扰,以致膜分离无效。

其二,社会领域的膜客体通过膜分离后的后续演变问题

工程膜的膜客体在被膜介质分离后一般不会发生变化,而社会膜的膜客体在被膜介质分离后,往往会有一部分发生变化。例如经过严格筛选考察提拔上来的干部后来腐败变质成为罪犯就是典型的例子。这说明社会膜的膜分离过程往往不是瞬间的或一次性完成的,这就要求社会膜应当具有与时俱进的追踪检查功能,使膜客体始终处于膜分离过程的监督或笼罩之下。显然,社会膜比工程膜具有更高级的要求。那么,作为具有这种不同于工程膜的分离介质(社会膜)的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又应当是怎样的呢?它的技术载体和运行方式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难题三:社会风险的虚拟性与社会膜的抽象化问题

风险是潜在的危机,因而具有非实在性或虚拟性。在社会膜的膜分离过程中,如何通过特定的分离介质分离风险因子,将虚拟的社会风险“实在化”(即可视化)?另一方面,人类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社会膜亦分为具象膜和抽象膜(或称有形膜和无形膜):对于“自然人”进行风险因子分离的介质是具象的,如指纹识别、刷脸识别、步态识别以及各种门禁设备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具象物体;但是对于“社会人”进行风险因子分离的介质却往往是抽象的,如用于识别和排查意识形态、政治稳定、社会安全等领域风险的各种监测和评估指标体系,既不具备物化形态,更不具备技术形态,而仅仅是一种主观抽象。那么,如何构建出一种能够将虚拟的社会风险可视化并可操控化;如何将抽象的分离介质变成一种具有物化载体的、具象的社会膜?这里面有太多的难题要解决。

难题四:社会膜的技术化和智能化问题

如前所述,现代意义上的膜分离与传统的网过滤不同。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高度的技术化和智能化。例如海水淡化与豆浆过滤在技术化和智能化程度上天壤之别,就具有本质的不同。同理,现代意义的社会膜,与古代依靠城防关隘阻拦风险的物理膜,以及单纯依靠人脑思辨来识别风险的“脑膜”,在技术化和智能化程度上也应具有本质区别。事实证明,随着现当代社会复杂性的与日俱增,传统物理膜和“脑膜”的社会风险防范功能与日衰减,说白了就是越来越不靠谱。所以,我们要构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膜,其技术化和智能化难题是无法回避的。

四、社会膜概念的界定

根据社会膜的特征:(1)社会膜是借鉴现代膜科学与技术中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思路和新技术,移植于社会管理领域的一种衍生形态;(2)社会膜是一种依赖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构建的一种利用人工智能方法识别、排除社会风险或不利扰动因素的物化介质,而不仅仅是一种思辨产品;(3)社会膜作为一种具有可将社会风险因子分离出来功能的物化介质,应当能够具有可批量化生产和可重复使用的产品属性。我们可以把社会膜定义为:

 社会膜是将现代膜科学与技术的理论和方法,移植于社会管理领域,创造的一种对社会风险及不良扰动因素具有识别和分离功能的物化介质。

社会膜的技术结构体系

(一)针对社会风险的各具体险种,在特定风险逻辑模型的基础上,设置社会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并以智能化人机互动的计算机软件为载体,形成物化的风险识别的膜介质技术平台。

其一是在解析风险对象逻辑结构基础上构建风险逻辑模型,并据此设置风险监测评估指标体系;其二是这种评估指标体系的运行应该是智能化的,一般需要以计算机软件的形式来实现;其三是由人、机、工具软件三维结构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可持续运行的物化技术平台——与现实社会平行的社会风险仿真推演系统,通过虚拟的多元的膜过程来观察社会风险的传导和演化路径,为社会风险的多方案防范提供依据。

设置官方的建制性机构或官方资助的非营利智库机构,形成高水平高层次的人机互动的专业化组织系统,以最终实现对社会膜的操作、运行和管控。

、社会膜技术应用前景展望

膜分离作为一种利用特殊制造的、具有选择透过性能的隔膜,在外力作用下对混合物进行分离、提纯、浓缩的一种分离新方法,不但适用于自然领域,亦同样适用于社会领域。社会作为一种复杂巨系统,其膜分离的介质、结构、形态、方式会与工程膜有诸多不同,但其实质(功能)都是为着去芜存菁。社会膜尤其在社会安全及风险管理领域将会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社会稳定风险六边形弹性均衡理论模型

人类对社会稳定风险识别的探索

社会稳定应该怎样衡量?社会风险应该如何判断?自古以来不仅是统治者首当其冲的治政要事,亦是幕僚智囊们殚精竭虑的最大难题。

——5000年前以火灼龟甲,企图以龟裂察天下吉凶;

——3500年前以蓍草筹划,指望以蓍筮预家国安危;

——3000年前姬昌发明周易八卦,期许以推演国运兴衰;

——1500前古希腊发明总体占星术,意愿能先觉人间祸福……

——17世纪英国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数》,认为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可以用数学、重量和尺度进行表述和比较分析;

——20世纪60年代社会指标运动由美国兴起,在此时期:埃·蒂里阿基安(1961)提出“社会动荡指标体系”;F·汉厄(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富兰德指数”;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19681971)提出“国家风险指南”;爱茨(20世纪60年代)提出“社会不稳定指标体系”;

——布热津斯基(1989)提出“国家危机程度指数”;

——我国学者宋林飞(1990) 提出“社会风险指标体系”;

——牛文元(2001)提出“社会燃烧理论”及其社会稳定预警系统;

——阎耀军(2003)提出“社会稳定物理模型”与配套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

但是以上所有研究仅仅是在解决对社会稳定静态评估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其动态推演的问题。显然,这是不能适应社会风险系统的复杂性、动态性、非线性和涌现性要求的。现在本文提出社会稳定风险的凸六边形弹性均衡理论及数学模型(以下简称六边弹性均衡模型),就是为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念;

——孔德:社会与自然并无本质的不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人为的社会秩序通常可以看作“自然秩序”的简单延伸;而探讨人类社会生活规律的科学应是探讨自然规律的科学的直接延续;

——本着这样的理念和思路,我们在自然界发现了六边形结构恰与我们提出的社会稳定物理模型中的六个模块相契合;

——在自然界中有许多六边形结构,如苯、石墨、金刚石、雪花,蜂巢、龟壳等等,为什么是六边形?有人发表了一些文章进行探讨,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此只能按照莱布尼茨的说法是“先定的和谐”。

——爱因斯坦曾说过:物理学的发展表明,在某一时期的所有可想到的构造中,总有一个显得比别的都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唯一决定理论体系的,实际是现象世界,尽管在现象和它们的理论原理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这就是莱布尼兹非常中肯地表述过的“先定的和谐”。

——我们认为:莱布尼兹所说的“先定的和谐”,实际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平衡原理。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又将莱布尼兹提出的“先定的和谐”纳入到开放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作为事物结构秩序的平衡力。

——由此可见:平衡总是和谐的,不平衡就会有冲突,社会稳定就是和谐平衡的产物。如果将本文所说的“社会稳定物理模型”的6个子系统模块相互连接,恰巧与大自然中“先定的和谐”的六边形结构相契合。总之,受自然界许多六边形生态结构的启发,我们尝试提出社会稳定的“六边弹性均衡理论模型”,期望能够成为一个用以表达并能够推演社会稳定风险变化的工具。

爱因斯坦:物理学的发展表明,在某一时期的所有可想到的构造中,总有一个显得比别的都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唯一决定理论体系的,实际是现象世界,尽管在现象和们的理论原理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这就是莱布尼兹非常中肯地表述过的“先定的和谐”。

社会稳定的“六边弹性均衡理论”作为一种解释和表述社会稳定中各要素集合在动态结构中是否能够维持平衡的理论,其理论假设如下:

假设一:为了从理论上表征社会稳定各类要素集合(边长)之间的一种绝对均衡状态,我们设定正六边形为社会稳定的理想状态。

假设二:为了说明纯粹的理想化正六边形平衡态仅仅是一种理论存在,现实中往往是六条边长短不齐、参差互补的弹性平衡态(例如我党延安时期的精神富有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物资匮乏,因而仍能实现弹性平衡),我们设定六边形的最长边和最短边之间可以有一定的弹性幅度。其阈值按照正六边形边长的黄金分割率设定,凡最长与最短长度边长不符合10.618比例的被视为结构畸形并按照比例递增或递减风险系数。

假设三:为了表征和体现维稳要素集合的必要总量,我们设定六边形的周长为维稳总长度;六边形六条边的结构比例,即无论某一边长出现短缺,其它边长若能够予以弥补并维持周长总量不变,则视为弹性均衡;否则视为六边形断裂即社会稳定系统崩溃(例如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

假设四:为了表征特定社会时空范围内所必需的要素总量满足,以及特定结构比例之间所能容纳的此消彼长的弹性均衡,我们设定任意六边形六条边长之和既不能大于也不能小于原定总周长。从而排除由于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变化而致使六边形周长发生变化的情况。在此,“周长”的特定长度的含义是特指在一定结构比例之下的社会稳定。

假设五:社会稳定不代表就没有风险。应该说除了正六边形不存在风险外,其他任何任意六边形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为了表征所有六边形的风险值,本模型风险系数将以六边形最短边为底边结合黄金分割来计算。例如:社会稳定的最主要的风险由六边形的最短边决定,按照黄金分割的原理和假设2的规定,以黄金分割的思想可以计算出最短边所能允许的下限,突破下限则意味着超过风险阈值,意味着社会稳定系统随时可能崩溃,故社会稳定风险系数应在下限范围中取值。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六边形模型中六条边所代表的要素集合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混沌关系,所以图中每条边的相邻排列都是随意的,并不代表某种逻辑顺序。

黄金分割率是来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伟大的发现。至于为什么此模型要用黄金分割来设定边长阈值,需要另外著文讨论,此文篇幅所限,恕不赘述。

结论:六边形弹性均衡理论及数学模型体现了6个因素(六条边)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性质。有些因素之间是直接影响的,而有些是间接影响的;有些因素之间有时是强相关,有时是弱相关,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根据以上模型,只要代入实际数据,就可以对社会稳定的状况及社会风险值进行测算并输入不同的政策调整变量,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仿真推演,从而检验政策的效果并寻觅有效对策。

六、基于社会仿真技术的社会风险模拟器

社会稳定风险模拟器是一个为政府避免社会危机,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的决策支持系统,它把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软件工程技术与社会管理科学、系统科学、政策科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技术有机地融为一体,为决策者和用户认识社会稳定风险的发生机制、发展规律和趋势走向提供工具和手段。我们现在设想的社会稳定风险模拟器,应当能够在输入相关变量后,实现对风险因素的识别、风险的定量描述、风险等级的评估、风险损失的算法、不同的预警和对策的生成、应对的效能计算、风险处置措施流程、风险管理行动保障的描述、风险管理指令的描述、风险模拟图形显示等方面功能的输出。

风险模拟器古已有之。“墨子救宋”就是典型案例(注:公元前440年,楚国欲用鲁班发明的云梯攻打宋国。墨子为止楚攻宋,解带为城,以牒为械,与公输班模拟攻守,楚方九攻未果,故而放弃攻宋念头),只不过墨子当时的“政策模拟器”不是计算机而是一根腰带和几块木片而已。

未来学家以《增长的极限》命名的研究报告,用70年历史数据对地球100年后生态环境进行了仿真模拟,做出了未来的增长会在2100年达到极限的震惊世界的世界模型。

美国的大型作战模拟系统,已经能够把数十个战区连在一起进行模拟,如美国国防高级技术研究项目局支持的国防仿真交互系统(DSI)已经能把从韩国到欧洲的65个作战模拟站连在一起进行作战模拟。而且这种模拟在实战中得到了很好的检验,以海湾战争为例,美军通过作战模拟获得了俗称“100小时战争”的作战方案,在后来的实战中完全应验,可谓模拟精确地描绘了实战,实战又忠实地体现了模拟。

仿真模拟对于解决冲突的特点:

第一,冲突双方在冲突未发生之前,就在虚拟的环境中把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进行了提前演示而且耗时很短;

第二,冲突双方在虚拟的环境中将冲突双方的行为做多方案反复推演(九次调整各自攻防策略)而且不发生成本;

第三,各种方案的结果在虚拟环境中得到验证而且是即时验证,符合现代科学的实证性要求;

第四,避免了在现实中的一场成本高昂的大规模社会冲突而且是流血冲突。

我们把社会稳定风险模拟器定位为一个为避免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主要功能是对社会风险的识别和对规避社会风险对策的推演。为此,该模拟器的构建需要结合社会风险问题进行建模和仿真,通过多种信息形式下的社会风险问题起因研究,以及多主体的社会安全内在机理研究,提出具有正确性和可信度的理论分析模型;需要发展相应的数据挖掘技术和复杂性分析技术,提出社会风险识别、风险防范和预警分析的计算体系;需要根据社会风险序列模式发现技术及应对策略,利用仿真交互网络系统对社会稳定风险实施在线监测、评估和风险对策模拟研究。总之,社会稳定风险模拟器的构建,是对应于复杂社会系统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社会稳定风险是指因政策输入不当而可能引发社会矛盾以致重大冲突的潜在性社会危机。如何科学的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识别并采取规避措施,是我们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社会稳定系统作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非线性和涌现性的典型复杂系统,对其中的风险进行规避是有史以来的难题。构建社会稳定风险模拟器旨在提供一种规避社会风险的新型工具。该模拟器包括基础环境、平台支撑和应用系统三大部分,其中平台支撑又包括推演导控、政策输入、社会稳定风险态势、推演模型、推演裁决、推演时钟、信息服务、研讨支持等系统。依托该模拟器,可以对相关政策进行动态模拟推演,观察其未来发展变化的过程及最终结果,预先发现其中的问题并进行规避风险的对策矫正。

作者简介:

阎耀军,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未来研究会副理事长、天津市未来与预测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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