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下午14：00-16：30，在中国科技会堂会议区一层B105会议室举办的“专题论坛”，由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未来研究会产学研分会会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姜有文 主持。

（ 主 持 人：姜 有 文）

中国未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刘益东，做了题为《第三种未来观——AI大爆发与动车困境引发的观念变革》的特邀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只有停止GPT的升级换代，人们才能享受AI带来的便利，否则只是硅基生命抛给人类的诱饵。对人工智能、新兴生物技术等尖端科技造成的安全风险与伦理挑战的应对乏力，集中反映在科技伦理热潮。科技伦理建设仍然按照以往的社会伦理思路进行，收效甚微。科技伦理失灵、科技法律失灵意味着：科技伦理与科技法律是必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目前的科技伦理远远不够。

在目前西方主流科技发展模式下（更高更快更强，求真、致富、强力），科技伦理、人工智能伦理作用十分有限，连权宜之计都算不上。科技伦理法律陷阱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科技伦理法律建设上，而忽视了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转变科技发展模式，从粗放式创新向底线安全的可持续创新的科技发展模式转型。

动车困境：纠正重大错误时并不是“先暂停、再纠错”，而是边运行、边分析、边争论、边纠错的方式进行。人们在继续行驶的动车上争论、争吵，要使动车改变运行状态：或停运、或变速、或转向，极其困难，要纠正重大错误极其困难。

纠错不对称：在边运行、边争论、边纠错的方式下，实际上当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显然对主张以现有方式或以接近现有方式继续运行的一方有利。认知存在严重不足：科技重大风险研究尚且薄弱，科学传播陷阱、缺乏限时原则等西方主流科技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内因：当代科学与生俱来的在观念（科学无禁区）、机制（没有关于科学发展与应用正确与否的纠错机制）、体制（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科学与资本捆绑，眼前利益优先）和管理（奖惩极不对称）方面存在的内在重大缺陷。外因：科技与资本结合、眼前利益优先的西方市场经济与丛林法则竞争。以此表明，西方科技与经济的重大缺陷与快速发展已无法阻止、无力化解其内生的自毁因素的增长，已经深陷危机。

激励均衡与新分配革命：化解人类安全危机与科技风险治理的先决条件。后真相、后真理时代：讲道理是远远不够的；正确及可行的思想与对策+人多势众=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安全与发展同等重要=两类从业者受到的激励均衡；安全与发展同等重要=两者的资源分配同等对待；只有为人类安全与长远利益服务、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利益集团成为主导利益集团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安全与发展。只有分配革命，才能人多势众地解决地球村问题。

中国未来研究会副理事长，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天津市未来与预测研究会会长，国家应急部应急管理大学特聘教授 阎耀军，做了题为《新时代、新形势、新特征与民营企业发展的新智慧》的特邀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新时代在经济上呈现四个新特征，需要新的商业智慧。特征一：人口红利正在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特征二：供应链正在由全球化走向人为性断裂。特征三：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将加速替代传统经济。特征四：安全需求增大，并由被动安全向主动安全提升。

传统商业智慧：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依据丰欠循环“候时转物”《陶朱公经商十八法》《陶朱公商训》、《理财致富十二则》，《理财致富十二戒》，反映晋商巨子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商业智慧等等。

现代商业智慧：=传统商业智慧+新时代的观念+现代科学技术（万物互联、大数据技术、区块链、元宇宙智慧城市、数字化社区、智慧医疗、智慧健康、智慧旅游等等）。

从主动安全理论看安全需求层次的提高及新的商业智慧，主动安全是以前馈控制为逻辑起点，以未来导向为无限空间，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体，整合所有安全管理内容，并使其变为一种可实操的预控技术系统。

中国传统文化对危机的解释：“危”就是危险，“机”就是机会”。在极具商业智慧的马云看来：“假如你认为这是一场灾难,那么灾难已经来临;假如你认为这是一个机遇,那么机遇即将形成”。在我们未来学家看来，没变化就没机会，只要变化就有机会。在危机中看到机会，需要新的商业智慧。

民营企业在新形势中应对危机需要新智慧：危中有机，危就是机，愚者困难，智者寻机。百年变局，危机四伏，沧海横流，英雄本色。在危机中抢先机，于变局中谋新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大显身手。

中国著名科学计量学家，中国科学计量学创始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蒋国华 教授，做了题为《大变局下，中国科技要面向未来——再论中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特邀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质是地缘政治之变局，起因是世界经济格局之变局。中国出口商可能会开始失去西方市场，即失去全球经济的 55%，关键是所有富有的客户都在那里。如果中国对西方市场的出口不再增长，那只能出口到这个灰色的部分，即非西方国家，那里只占全球 GDP 的 27%，人均 GDP 与中国差不多。

所以，“脱钩”，意味着会失去他们富有的客户，对于经济增长来说，这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始终表示希望“中美两国应该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相互理解，共同寻求合作的机会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旨在避免“脱钩”，使我国商品仍然畅通出口到西方。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今年近期，美国高层频繁访华，展现的是“美式外交”——一面对抗，一面对话。不管他们用什么词，“装个围栏”也好，“避免误判”也好，“建立双方良性的沟通”也好，还有财长耶伦的说辞：“美方不寻求脱钩，而是去风险化。”

有观察家说，所谓“去风险化”，“背后真正意义是美国要中国好好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让我永远充当廉价劳动力市场，而对美霸权没有威胁。

2020年2月20日，马斯克在回答美空军上将汤普森“如何才能击败中国”的问话时，径直说：“美国必须一贯支持和发展创新技术，进行激进创新才能打败中国。”

由此足见，美国将其自身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视为全球主导权的基石，所以美国要跟中国竞争。面向未来，科技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才是保持长久优势的根本。

大变局下中国科技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大而言之有三：历史的挑战；现实的挑战；未来的机遇。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实现中华民族科教强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