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龄化”的需求侧

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曾提出“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

在这高速发展，快速迭代的新时代，预计到2030年衡量老龄化的社会负担，包括加入少年儿童抚养比的总抚养比指标将超过50%。 数字说明，人口老龄化导致生产力和内需消费能力的迅速下降，为了“孝敬”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新生代的一代人因为“敬老抚幼”的焦虑而去努力，因为努力工作，而主动阉割了生活质量和亲情，将严重影响我国城镇化的“供给侧”活力和加重未来社会负担。

1、从历史发展观看“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产物，是一个波及影响许多领域的必然趋势。调查数据显示，新时代条件下，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的“4-2-1”家庭结构普遍出现。中国预计到2020年，老龄化人口将达到2.46亿，老龄化水平达到总人口17.17%，2025年将达到3亿，成为超老型国家，预计204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达到顶峰。据调查统计，2017年中国离婚率飙升至39%,适婚年龄单身人口超2亿，已经造成了预期人口结构的隐患。调控历史证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制度改革是最重要的前提。

2、老龄化产业的发展标志着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

中国在世界上是特殊的，是独一无二的进入“未富先老”国家。老龄化产业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老龄化产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保障养老体系“供给”平衡的发展，这些都是老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抓住老龄化“供给侧改革”着力点，在满足老年人物质、精神和康保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在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养老系统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探索老龄化的“供给侧改革”需要面对的问题。

制度改革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老龄化“供给侧改革”的成效。同时，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全局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部署，在重大领域和层面的改革并非一日之功可竟。

二、老龄化金融，衍生“功利项目”

1、人类已经进入金融时代，老龄化金融要回归它的服务本质，脱离了它服务的对象，或者脱离的太远，很多问题就会出现。依据2017年调查反映出的“弃保”现象，已经反映出在中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下，导致区域差别和养老结构差别过程的经济活动的广泛。国家养老金的累积来源于民众的创造，政府的职能一是要管好，二是要用好。致力建设好让百姓放心的养老系统，民众才能心甘情愿地让渡财富，促进政府宏观引领时代发展的权利。

政府对区域养老金的不均衡，已经做出重大调整，但是持续的养老金“蚕食”现象，会引发长期共性的社会化问题。最后遵守秩序的人越来越少，养老金入不敷出地区越来越无法生存，“劣币驱逐良币”的金融原则逐渐凸显。因此，需要“供给侧改革”后的老龄化金融红利，作为“财政养老金”的边际增值和福利补充。

2、老龄化系统的金融信用合作组织

社会养老金统筹是信用金融的基础。是以储备为目的，服务于“老龄化”的社会公益产品。改革后的老龄化金融信用合作组织是对我国统筹养老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和完善。

信用合作组织是“老龄化”社会企业的主要贷款服务提供者。社会企业的“健保产业”和“养老增值计划”产品，起到拉动老龄化市场全生产要素的消费需求。在老龄化产业链中，信用合作组织依据国情与经济形势的差异，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积极参与，通过政策减税等措施，鼓励“老龄化”金融创新的应有环境，保持在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融合优势，起到组织能力的优化。在市场经济和公益角度的主导下，保障“老龄金融”持续增长，给予社会“信用群体”让渡利益，并由国家统筹，弥补区域性财政的养老金收支逆差。

三、新时代“老龄化”产业的社会作用

社会公众期待“养老金”保值、增值，期待老龄化“供给侧改革”填补养老系统的领导力真空。老龄化问题，随着社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的不断提高，随着老龄化“供给侧改革”时代意识不断增强，“老龄化”社会企业作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必然引起社会各界更广泛的关注。公众期望企业利用国家宏观调控与制度变革，充分发挥体制内资本优势，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资源的组织管理，协调运营能力，为全社会联结、构建“老龄化”福祉的桥梁。

1、新时代“老龄化”拉动内需的动力在哪里？我国城镇化的房地产，包括个人资产，已经拉响了泡沫的警钟！“供给侧”的市场岗位在哪里，促成各层面公众身份认同的焦虑。年轻人处于“敬老抚幼”的沉重负担，无根漂泊“空巢”老人的无奈，大多数人似乎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随着我国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容，政府和市场越来越取代了大部分的经济和政治作用。到了现代，虽然核心家庭尚未完全消失，但“家居式养老”逐渐会落入逼囧的巨型涡轮里反复碾压。留下重要的情感功能，这是国家和市场（到目前为止）无法提供的。无怪乎5.15国际家庭日呼吁大家用“来自家里的爱，对抗这个时代的焦虑”。以老龄化金融为载体的信用合作组织，其产业“集约化”功能取代社群的情感功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2、新时代“老龄化”的风险防范意识

我国老龄产业尚未完全开发，尤其“老龄化”社会企业“航母”未见雏形。目前市场经济对老年消费市场需求攀升反映迟缓，政府部门对此也没有相应的引导扶持政策。

中国的老龄化史无前例，这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中国未富先老，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远低于同等老龄化程度的国家；二是家庭的快速小型化，单身家庭、单亲家庭、失独家庭、空巢家庭大量增加，传统的家庭照料的功能快速弱化。这些结果要求投入更多的智力资源对此进行跟踪研究，积极探求老龄化给中国社会各方面带来的诸多影响，尤其是对社会保障制度造成的可能冲击。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加快推进老龄化“供给侧改革”适当其时。加快发挥“老龄化经济带”的引领作用，防患风险于未然。

四、老龄化“供给侧改革”的创新理念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在此背景下，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酝酿制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等高层设计方案，强化政策储备，推进服务业振兴发展，无疑是大势所趋，既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正当其时。

参照“境外经验篇”新加坡采取的“政府主导、商业承办”的制度模式，40岁以上人口中约65%加入到“乐龄健保计划”，低保费、广覆盖、低给付，并辅之“乐龄健保补充计划”以提高会员的待遇。在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时期，老龄市场偏向于均衡保障、增值服务，负担能力弱但需求标准高。在我国养老体制现行制度下，老龄化“供给侧改革”依然离不开政府社会养老金的互补，同时采取多层次并举，凸显长期养老体系的构建上的重要性，重塑“供给侧改革”概念在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新认知。

五、老龄化产业经济带的资源要素

1、构建“老龄化”产业经济带的土地资源要素：例如以辐射京津唐等大城市为例，内蒙古自治区的多伦县是对等核心区域。多伦县位于阴山山脉东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与浑善达克沙漠接壤，土地荒漠化日益成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多伦县每少一片沙地，北京就会多一片蓝天，我国首都“沙尘暴”与该地区的环境特征和人类活动状况密切相关。

产业经济带需要充分释放老龄化“供给侧改革”无形生产要素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市场化机制，对应顶层设计和制度变革是首要条件。政策变革，才能发挥养老金融杠杆作用，才能持续推进老龄化“经济带”特定功能型的小城市建设。

2、功能性小城市建设的宏观设计与规划涵盖：（1）“乐龄健保计划”的管理中心，健保体检中心（含个人健保管理，会员DNA档案）；（2）“健保康复”辅助中心和心理咨询中心；（3）“养老保险”医疗中心和辅助疗养中心；（4）“养老护理”中心和亲情接待中心；（5）“绿色食品”种养供给保障中心；（6）“风沙源”绿地休闲旅游中心；（7）“交通、物流”互联网管理中心；（8）“国家公墓”管理服务中心；（9）老龄科教中心、科技产品研发中心；（10）中华文化遗产传播教育中心。

功能性小城市建设选址处于“含水沙漠”的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强化人类与自然处于和谐发展状态，可以防止京、津、唐经济区的上风位置的“沙进人退”，并且为老龄化“供给侧改革”的产业经济带，提供充足的廉价土地资源。

3、“老龄化”系统/产业的人力资源要素

细观之下可以发现，“供给侧改革”尽管是全新表述，但意味着经济宏观着力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构建集约化的养老产业经济带，需要庞大的人口资源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是我们人生大幸。唯其艰难，才更显勇毅；唯其笃行，才弥足珍贵。老龄化“供给侧改革”的产业经济带，必将会成就吸纳人才，脱贫人口转移的就业机会，包括服务“环保人口”，会成为支撑“老龄化”产业经济带人口资源要素的动力。

4、借鉴“境外篇”，探索“老龄化”田园城市建设

埃比尼泽·霍华德（1850-1928）的《明日的田园城市》，引发田园城市运动已发展成世界性运动。除了英国建设的莱奇沃思和韦林两座田园城市外，在美国、俄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都建设了“田园城市”或类似称呼的示范城市。

我们设计“老龄化”产业经济带的小城市建设的规划功能，突出长期、持续发展的意义，力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社会改革的愿望。“老龄化”产业经济带衍生的“田园城市”，最突出的是与自然和谐的持久修复功能；“绿色食品”、“宜居养老”等生活要素的长期供给保障功能；“老龄化”服务产品延伸的市场管理和研发功能；面向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功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的文化传承功能。

六、制度改革，推进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新式沙葬”

死亡，不再是禁忌，殡葬业变身“朝阳产业”，毫不忌讳的称其为“人生最后的购物”。反观北京市民“死不起”、“葬不起”，一张A4纸面积大小的骨灰寄存墙，需要缴纳几万元的寄存费。八宝山革命公墓有它不言而喻的政治地位和特殊的象征意义，同样有上千人为了骨灰墙的位置苦苦等待。以及每年到“清明节”，北京市约有250万人口的出行扫墓，足以表明老龄化服务市场的刚性需求。

到哪里去找那种适合普通老百姓，价格既不会高得离谱，又能让亲人好好走完人生一程的丧葬方式呢？多少年来饱受诟病的“殡葬垄断”暴利问题不断进入公众视野。

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火葬其实是舶来品，至少不是中华民族殡葬文化的主流。把火葬做为我国殡葬改革的目标，把火化率作为衡量改革成果的主要标志，把推行火葬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和移风易俗的新风尚，显然是脱离国情的草率之举。从几十年推行的火葬的艰难实践来看，火葬至少不是一个文明节俭和环保理想的殡葬方式。建议逐步加以废除，实行改良后的“新式沙葬”。

美国殡葬服务业高度成熟，殡葬专业教育的高度发达，殡葬场所数量和布局的科学合理化，殡葬设备设施的科技现代化，殡葬服务的人性化，殡葬工作者的专业执业化，殡葬管理的法制化、科学化、市场化值得借鉴。

毋庸置疑，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新兴经济体中，无疑起主要的“领头作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养老金”大规模的货币需求可能会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陷于被动状态，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采取老龄化“供给侧改革”拉动市场化内需，确保养老金保值、升值和增加老龄化福祉是大势所趋。

结论：探索老龄化“供给侧改革”的着眼点

1、“老龄化”系统，是“供给侧改革”的社会协同组织；

2、“老龄化”金融，是以财政“养老金”为融合互补的金融服务平台；

3、“老龄化”服务产业，是新时代养老产业健康发展的市场化依托；

4、老龄化“供给侧改革”是智库作用，政策引领的“创造性新需求”；

5、在新时代条件下，“亲人的思念，没有时间和距离的概念”。我们尽到至亲的“孝道”，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别，希望挥手的姿态，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