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董英豪著述的一本新书《永远在路上——新时代制度化反腐关键点的把握与思考》即将编印出版，这不仅仅是董英豪副秘书长个人的重要力作，为该书作序的中管院常务副院长卢继传先生，在序言中指出，这也是我院的又一项重大研究成果。序言中说，本书关于反腐败斗争胜利取决于广大党员、干部警醒的论述是符合国情的。本书叙述腐败表现及其滋生原因、反腐败教育等方面的思考与把握，中心议题是如何遏制腐败？探讨反腐败斗争根本性问题，是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那么，在新时代，叩问广大党员、干部思考什么？这也是本序试图提示的思考问题。序言中指出，这不是一本普通读者的阅读书本，而是在位谋政的各级党政领导应该阅读的书籍，而且书名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出的“永远在路上”。故书序的题目用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从撰写序言的引经据典，到序言由浅入深的厚度和广度，可见序言作者是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的。也流露出寄予年轻学者成长的热切关注与殷殷关怀。向为本书作序的卢继传院长致敬！现将序言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但是，反腐败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认为，本书关于反腐败斗争胜利取决于广大党员、干部警醒的论述是符合国情的。本书是叙述腐败表现及其滋生原因、反腐败教育等方面的思考与把握，中心议题是如何遏制腐败？探讨反腐败斗争根本性问题，是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那么，在新时代，叩问广大党员、干部思考什么？这也是本序试图提示的思考问题。

（一）

思考之首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这是全国人民对“人民好总理”周恩来光辉一生的写照。历史明鉴，“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孙子兵法》）。

在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同志几乎总是稳稳地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位置。不管他怎样谦虚礼让，这是事实。令人可敬的是，他身居高位而不自显，手握大权而不稍纵，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周恩来把“民为本”作为领导统御权的基础，以爱民、为民作为领导准则。这种统御权的思想原则是以民为本，“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是一种不依靠权力，而依靠的是一种服务精神、一种高尚人格力量、一种影响他人的权威。其权威是贯彻党的方针而实行正确领导，所以“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551页）。这就是所谓“公生明、廉生威”。他依靠民于自觉自为，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接受领导。这种领导方式正如老子所说的，“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

老子是中华古代伟大思想家，道家学说创始人，其《老子》一书于春秋末期问世，尊称《道德经》。第一个给老子作注解的是韩非子。他这样解释道之含义：“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换言之，道是天地（宇宙）万物运行普遍存在的一种内在规定或法则。用哲学语言表述，道是天地各个事物运行的一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老子独特地从宇宙观这个哲学理念来阐明人生观和政治观，从天道推及人道，用道来说明应该怎样为人，怎样为国。据称，孔子曾请教于老子，他开创的儒家学说也受到老子的影响。思想家们认为，老子提供了深刻而完善的人文精神。如上所说的，他率先提出了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自觉自为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老子可称为东方管理思想的缔造者。

老子以无为而治的理念作为当政之道，即当政者以正直的教化，以不扰民为原则治理国家。用今天的话说，当政者管理国家在于做好服务，做好引领，自然国泰民安。老子则用圣人的话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补”（《老子•五十七章》）。其意是说，我（指当政者）无所施事（即，为民而不多事忧民），而民众自然管好自己，自我培育、自我实现；我好静（即，追求和谐），则民众自然遵纪守法；我无事（即不造事，以社会发展需要来制定法令政策），则民众自然富足；我无欲（不贪求，戒贪戒奢）而民众自然淳朴（即以礼行事，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对于当政者治理国家，老子提出无为之道的四条原则：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以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周恩来以民自觉自为的现代领导理念，正是无为而治的践行与创新。

无为而治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管理思想，还是管理史上的里程碑。什么是领导？众说纷纭。以我之见，领导是一种影响的过程。所谓领导是一种组织行为，即领导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作用的过程，领导对人们（被领导者）施之影响的思想、艺术的过程，从而使人们心甘情愿地为实现群体或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周恩来独特的领导艺术是以自己的威望和人格来引导和影响他人，“使他们不感觉我们在领导”，而自觉地努力完成国家发展目标。这就是说，只有具备杰出领导艺术的人，才能创造出领导艺术的珍品，诸如无为而治。而对当政者来说，无为也就是有为。

领导者的品德、素质是领导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对领导者必备条件的基本原则第一次比较完整阐述的是孔子 。他是中华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创始人，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其人生观、政治观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数千年，其经典《论语》之在中国，犹如《圣经》之在西方，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在领导者需要具备的品德上，孔子提出“仁政学说”，为的是实行“仁政”。什么是仁？《论语•阳货》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这是说，弟子子张问孔子怎样才是仁？孔子答：能够在天下践行五种品德，便是仁人了。子张问那五种品德？孔子答：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他进一步说，庄重不致遭受侮辱，宽厚能得到大众拥护，诚实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勤快敏捷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善于帮人能够容易地得到别人帮助或响应。简言之，“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这是孔子对当政者素质的概括：以仁义为根本原则，依礼节（规章制度）实行它，用谦逊的言语表达它，用诚实的态度完成它。这才是当政者应有的品质呀！

孔子称具备五种品德者为仁人，他称之为仁德之人。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他说，刚强、果断、质朴、说话谨慎，有这四种品格的人近于仁德。换言之，具备仁人才能具备当政者。那么，当政者如何实行仁政呢？孔子告之，以仁人品格来治国理政，当政者就应尊尚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政。

有哪五种美德？当政者为人民谋利益，自己无所耗费，即无所负担，得到欣慰；使百姓劳动、百姓不怨恨；有欲望（物质生活）不贪求；安详而不骄傲，威严而不凶猛，即不会盛气凌人。这就是孔子所言：“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

四种恶政又是什么？这就是虐、暴、贼、吝四种。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其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同上）意思是讲，不加教诲就杀戮叫做虐；不评估效果就是以成绩表功，为自己树碑立传，叫做暴；不按照政令执行却限期完成任务叫做贼；决定给百姓的东西，但拿出时却舍不得，如同小职员（有司）行事吝啬，即小气。

孔子强调，当政者自己应从严要求，谨慎、好学。如他所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 •学而》）。其意是，当政者吃饭不要求能饱，即不可过度，求有房住，但不要求过于宽大、舒适，干事勤劳敏捷，说话却谨慎、能常向道德高尚者学习，并改正自己的缺点，这样就可以说好学了。事实上，中华古代思想家普遍认为，清正廉洁是施政的根本。所谓“廉也，政之本也”（《晏之春秋•内篇杂下》）。宋代一位思想家直言：“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宋]吕祖谦《官箴》）。他强调，当官的有三个法则，即廉洁、谨慎、勤劳。

孔子认为，当政者自己品德端正，依法下发政令，才有号召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总而言之，中华文化主张，当政者用德行理政，使自己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如他所说，用德行来理政，如北极星处在自己位置上，而众多的星辰将环绕它。

中华文化关于当政者素质的论述，仍是当今各级领导修身的古为今用之指南。周恩来总理是现代“仁人”的代表，为政以德，超凡修身，传承中华文化的楷模，既有精于哲理长于历史的睿智，又有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的才智，无愧于“人生之师”。

“人民好总理”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强调领导者要联系群众，与群众交朋友，与群众打成一片，鱼水相依，而且在行动上实现“先正其身”，起模范作用。凡是要求别人做到，自己首先做到。他为人处事始终坚持“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唐]韩愈《与孟尚书》），心胸坦荡，光明磊落。更可贵的是，他担任总理20多年，持之以恒，为人民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与奉献精神，被称为集执政、勤政、廉政、美政于一身。他用自己一生言行构筑起的高尚品德和伟大人格，被誉为“全党楷模”。

周恩来的一生充分体现领导就是服务的根本原则，堪称“居庙堂之高，则忧于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之乐而乐”的“人民公仆”的榜样。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观和高尚人生观，可以从他的领导生涯中找到感人的答案。早在1963年，周恩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提出领导干部要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的问题，并明确指出：生活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到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在个人身上节约”，“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在周恩来的领导行为中，做什么，怎样做，始终知行合一。

周恩来的领导观渊源于他的科学人生观。他说过：“吾躯虽瘦，必肥天下”。在青少年时代，他就立志要做“天下公仆”，为天下劳苦大众服务。投身革命后，他又写下豪言壮语：“人民的世纪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周恩来的一生是实践自己诺言的一生。他如此坦诚地说：我不再追求什么个人的幸福，我的幸福就在大家的幸福里头；我不再有什么个人的要求，我的需要就在大家要求里头。”这些感人的话语表达了周恩来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高尚情怀。在周恩来身上，这一切都体现为一种自然的人生境界，催人奋进。

周恩来固然是靠他的才干和奉献，赢得人民的特殊尊重，而在于他矗立在人格境界的颠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周恩来的性格品质非常钦佩。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智力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格的伟大，这一点往往超过人们通常上的认识。”以此评价周恩来最恰当不过了。

上世纪60时代，受过周恩来艰苦朴素精神感召和亲切善待的日本女排教练大松感慨万千。他结束帮助中国女排训练回国后，撰文称颂周恩来总理：他在中国看到一种精神，这是这个国家领导人的精神，这一精神除了用“伟大”来表述之外，不能有第二种说法。是的，伟大是一种精神，伟大精神更是一种人格，当伟大的人格寓于平凡之中，与平民融汇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无穷的力量，团结、推动千百人去实现群体的目标。

“德为师表，行为士则”（《业史•卢昌衡传》）。做出品德表率，必将为世人榜样。今日之中国，榜样教育是一种制度优势。它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也是反腐败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观，在他那个时代引导了一大批杰出领导者，也必将在新时代为领导者竖立起一座无形丰碑：领导就是服务，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人要做像周恩来那样的人，成为民族美德和党性的楷模。这就是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面对反腐败斗争思考之首要。

（二）

思考之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这是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不竭动力，因而是反腐败斗争思想教育的根本。但是，初心易变，使命难守。这个命题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实际问题，叩问初心变没有变、使命担当没有担当？这是广大党员、干部思考之要点。

自2019年5月底以来，这次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旨在认真解决党内的一些实际问题。诸如，黑恶势力、保护伞、群众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住房难等民生揪心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破解。

破解这些难题，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考验，是否为担当使命勇于斗争、不懈奋斗？是否坚守初心、守护初心、保持本色？为此，广大党员、干部都需要思考如何做到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

必须明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固有内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警醒，不断振奋精神，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此，习近平同志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

这些重要论述对动员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更加自觉地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努力奋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的针对性。

现在，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事实是，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办坏事，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迷失方向，甚至钱权交易等，这哪有共产党人的样子？他们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损失是不可挽回的。2019年全国仅查处中央八项规定问题136307起。其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占了8371起。涉及省部级干部5起，地市级的761起，县处级的9976起，乡科级及以下的125565起（人民日报要闻，2020年1月19日）。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7年来，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怪的顽症痼疾，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带动了作风整体转变，使作风建设成为党的建设一张“金色名片”。这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成就。

本书陈述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深化标本兼治，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不仅是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忠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把握党风建设的规章制度，决不能触犯其红线。这使我们了解到，党中央反腐败斗争亮剑的信号。

习近平郑重承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因素，坚决剔除一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事实表明，我们党决不允许贪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以政风肃纪反腐败，凝集党心、民心。

那么，怎样衡量党员、干部有没有斗争精神，是不是敢于担当呢？那就是看面对反腐败斗争这个大是大非敢不敢亮剑，惩恶扬善；面对矛盾敢不敢迎难而上；面对危机（如维护法律。保护人民生命或国家财产等）敢不敢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不敢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不敢坚决斗争。事实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广大党员、干部随时处于“赶考”的位置，都需要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二是坚守初心和使命的自觉自为。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这就是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内在灵魂，一种自觉行为准则，也是每个共产党人的内在灵魂，一种自觉行为准则。

坚守初心和使命的自觉是不容易的。我们查处的那些腐败分子，之所以踏入违纪违法的陷阱，从根本上讲是把初心和使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是经过学习、锤炼、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上、政治上自我革命、自我修养，反思探讨、剖析，不断去掉杂质，除了病毒，产生防污染的免疫力，才得以立下理想信念的定力。

对此，孔子为后人提供了可贵的示范：“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守？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他要人们每日反省三个问题：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尽责？孔子认为，“人而不信，不知可也”（《论语•为政》）。与朋友交往是不是守信？孔子认为，“与朋友交往，言而有信”（《论语•学而》）。老师教诲是不是温习、实践？孔子认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温习旧的知识，能够从中获得新的见解，也就是获得新的知识、思想，可以用这种学习方法为师。三省旨在自律，即一个人独处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美德，而不需要别人监督，也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这一美德被称之为“慎独”，所谓“君子不慎其独也”（《礼记•大学》）。

不过，一个人在思想上、政治上成熟关键还在于学习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名言（《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头脑，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牢记初心和使命的思想根基，并在社会实践（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得到检验、纠正，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得以确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道理。

经验表明，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来自于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只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才能更加坚定，从而不断提升拒腐反腐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

（三）

思考之三：不知礼，何以立身？

礼是中华民族道德观“仁义礼智信”的组成元素。中华民族是全人类礼之发源地，被称为礼仪之邦，但现在丢失很多，其贪腐、诈骗、不作为等不合礼的事似乎成了一些不法分子的“套路”，影响了社会风气。我们的党员、干部必须面对，发扬斗争精神，而不能视而不见。

孔子认为，“不知命，无以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身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用今日的话说：不懂得初心和使命这个“天命”，不配做一个当政者；不懂得遵守规章制度，不可能处身立世，不懂得分辨人家说什么，不可能了解别人。不知命，不知言，也均源于不知礼。

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他讲，约束自己，使自己言行均合于礼，这就是仁。一旦如此做了，天下的人都会合于礼归于仁了，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回答第子颜渊询问行动的具体准则：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

当前，我们党政治生态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是现阶段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的大敌。一些地方、部门高高在上，不听人言，官气十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助长歪风邪气，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严重违背党的宗旨和优良作风。

四风归根结底是官僚主义。早于1963年5月29日在中央国务院直属领导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作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率先精辟深刻对官僚主义二十种表现形式逐一剖析，像行为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即为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其中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国害民。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当今表现的保护伞、不作为等，大体属于这类性质。

周恩来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严肃地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我们绝不能允许官僚主义再继续下去”（《思想办法不作为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434——438页）。

但是，事隔50年了，官僚主义在我们党内为什么仍然屡禁不止，且不断变换形式呢？据了解，武汉发生的疫情蔓延一定程度上与官僚主义有关。这暴露了制度的严重缺陷，尤其是监督质量的缺陷，尤其是监督体系的缺陷，权力缺乏制约。我们要记住周恩来的忠告：“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对“四风”的危害性，广大群众一直深恶痛绝，反映强烈，希望改变这种现状，那么，新风从何而来？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战略研究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是我国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时期，它鲜明地提出反腐倡廉的口号，有力地推动反腐败斗争，反映党中央决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并不断巩固发展。”

那么，作风治理怎样变？治理之变还在于礼，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也是本书所阐述的，制度化反腐败。习近平指出：“要通过清晰的制度导向，把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套路’中解放出来，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一重大制度创新是建立践行初心使命的长效机制。它是对于进一步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建党、制度治党的迫切需要，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制度保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化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遏制腐败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它将发挥对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规范约束和引领作用，推动全党更好遵守党章，恪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当然，由于要求更高、更严，也就必将激励党员、干部把初心、使命铭刻在心，这样的人生奋斗就有更高的思想起点，就有不竭的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

总观我们党反腐败斗争决策，遏制腐败，不仅需要有效的制度，更需要强大的治理能力，管理好全党，这就是从严治党。一方面，推进学习制度化，不断坚定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另一方面是要强化对权力运转的制约和监督，维护制度的权威，保障制度的执行。对此，习近平强调指出：一、“要监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切实解决基层党的领导和监督虚化、弱化问题，把负责、守责、尽责体现在每个党组织、每个岗位上”；二、“要保证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坚持民主集中制，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监督公平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

我们深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必将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不辜负人民期待。

（四）

思考之四：引领科学人生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董英豪同志潜心研究廉政文化，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才有今天《反腐在路上：制度化反腐败关键点的把握与思考》这个重要成果。本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基本反映了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决策部署、习近平主要思想和理论。这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何尝不是值得重读的励志箴言，得以启迪或教诲呢！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导向，着力引领党员、干部思考如何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构筑起拒腐反腐的思想防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作为国家新型咨询科研机构，为国服务，引领社会思潮的学科规律，本书又是本院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

董英豪作为一位年轻研究者，有如此成就，砥砺前行，十分可贵！不难让我们想起《周易》中的伟大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读《永远在路上：制度化反腐败关键点的把握与思考》一书之感想，是为序。

附录：

（一） 怎样书写国学

从出版的《论语》、《老子》等经典名著的注释来看，大都局限于

字面上的解释，人们读后似懂非懂。事实上，《尚书》早有所言：“周虽四邦，其命维新。”所谓国绑维新就是不断去探索古典文献中的微言大义，阐发新意。这实为管理科学关于古为今用之原则。

如何书写国学？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精辟说道，中国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所谓不能照着讲，就是不能照本宣科，仅仅知其意；所谓要接着讲，就是赋予国学时代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阐明新意，使新一代人得以启示或教诲。国学博大精深，引用国学，皆在弘扬中华文化。我引用老子、孔子的古典名言，力求做到古为今用，“阐明旧邦以辅新命。”

（二） 主要参考文献

1．2020年1月8日，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2．2020年1月8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3．重庆市领导科学研究会编：《周恩来的领导艺术》，重庆出版社出版，1993年3月第1版。

序写于2020年春节

（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高级编辑、高级记者、理论部原副主任；著名知识经济专家、中国科普作家等。作者著述颇丰，其中《谁是未来世界的强者》一书荣获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中国管理科学导论》为国内首部管理科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