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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锋:关于反腐倡廉的若干冷思考
发布时间:2018-08-28

  摘 要:本文就腐败现象的特点、成因等进行了思考分析,理性提出了反腐倡廉、反贪治腐的一些应对措施。

  关键词:反腐 、倡廉、特点、思考、分析

腐败问题作为一种全球性公害而非一国的局部现象,自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联合国腐败公约》公布之日起,就充分说明它已演变发展成为一个带有全球性质的课题。在此前后,不同国别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对此进行了专门的探索研究,许多国家的执政党及其各民主党派也都不约而同地纷纷发出了反腐倡廉的强列呼声并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举措。步入21世纪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恐怖势力气焰嚣张,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管理国际化曲折发展。面临这种纷繁复杂的全新形势,需要不断深入学习、研究、吸取和借鉴人类历史上一切有益的廉政和反腐文明成果,理清新时期腐败现象的特点成因规律,以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开展。

一、腐败现象特点冷思考

  腐败一词最早源自拉丁文动词corrupts,意思是“毁灭、破坏”。它的希腊词根意味着“丑陋地死去或毁灭”。罗马人借用该词负面含义,用以指称官员的违法行为。一般意义上的腐败泛指有机体的分解过程,借指到违法行为方面分为权利异化、经济非法转移等多方面,概念较为宽泛。

从媒体报道、登载的大量腐败案件、案例可以明显看出,当前腐败现象具有方式多样性、参与群体性、范围广泛性、权力集中性、操作技术性、资产巨额性、后果严重性、查处复杂性等特点。

  (一)方式多样性

  新时期腐败分子的消极腐败行为,既有金钱物质方面的行贿、受贿、索贿;又有精神感情生活方面的行贿、受贿、索贿;还有政治行为方面的行贿、受贿、索贿。权钱交易、钱物交易、钱钱交易、钱色交易、权色交易、权色合污、投机诈骗、聚众赌博、走私贩私、吃拿卡要、讲排场、摆阔气、侵吞财产、挪用公款、携款外逃、泄露机密、执法不严等等,可谓贪腐方式门类多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对党的方针政策阳奉阴违,在组织上破坏党内团结,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在思想上信念蜕变,腐化堕落;在法纪上情大于法,失去准绳;在作风上弄虚作假,伪善实恶。争权夺利,利用位子上的权利便利或优势,常无端对其他同志职务进行侵占、权力进行侵犯,表面上似乎同群众连成一片,很和气、很民主,骨子里却狂妄自大,欺下瞒上,唯我独尊,霸气十足。

  从查处的腐败案例来看,上述情况腐败分子大都兼而有之,他们往往集物质腐败、精神腐败、政治腐败于一身。

  (二)参与的群体性

  从媒体曝光的腐败案例来看,一些地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出现系统性、群体性、持续性的大面积贪腐、枉法,公然对抗民主法制建设、暗中对抗政党管理的塌方式腐败。此类腐败大多是查出一个,牵涉一帮,相互勾结、滥用职权、纵容违法、互为利用,进而形成利益联体,组成强大犯罪团伙,集体堕落、大小齐贪,共同参与作案,窝案串案多发,整片地区陷入腐败泥潭。中纪委监察部大数据显示,2015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80516起,处理91550人。通报的979起问题中,涉及窝案串案的共133起,处理389人,违纪违法主体多为基层班子中两人或两人以上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会计出纳共同参与其中,成为易感人群。

  2012年12月初,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此后一年多,3名省部级、20名厅级、246名处级等数百名官员落马。四川畜牧系统卢军腐败窝案,涉案人员38人,贪污受贿等总金额达4200余万元。四川宜宾农能系统腐败窝案,张宾鸿等67人涉案,涉案金额达546万元。2013年,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原厅长王晓林被查,引发交通、纪检、政法和国土城建四大系统窝案,7名副省级干部落马,2013年,山西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全年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5450人,市厅级干部45人,县处级干部545人。

  (三)范围的广泛性

  消极腐败行为涉及的范围常常是跨部门、跨地区、跨省份,甚至是跨国界的,一些案件涉及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曾经横行十年的湘雅医院药品、医疗器材大规模采购腐败案,其东窗事发的导火索引燃于距湘雅千里之外,是在追查湘西另一家医院腐败案行贿人田强泉时才浮出水面的。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以田为代表的医药商人,利用其名下所操纵的外围公司及遥控的关联企业,利用其兄田勇泉在医院权势及庇护,几乎垄断了湘雅一半以上药品采购、大规模医疗设备、器械采购与大量一次性医用耗材采购。为应对医疗设备招标,田常采取组织下属多家企业或联络其它企业参与投标,确保参与投标的企业都是“自己人”的围标办法,让操控的这些企业将标价报得极高,自己则报相对稍低的价格,最后中标。该院每年药品采购在9亿元以上,设备采购近2亿元,田某等通过巨额商业贿赂,控制了医院的关键人士,致使该院中层干部大面积沦陷,引发人事动荡、领导层地震。

  2014年被查处的70多名国企老虎,广泛分布于能源资源、金融、传媒、通信、机械制造、基础物资、建筑投资、交通运输等十个领域。

  (四)权力的集中性

  据资料统计,1993—1998年,国家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21946人,厅局级干部1673人,处分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年递增28.8%;1992—2002年处分的党政干部有140余万人,县处以上干部近5万;2003年共有13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被查处。有些贪官仅凭一个电话、一个条子就可以支出成百上千万,他们“以言代法”的集权、特权思想可以说真是发挥到了极点。十八大以来,查处高级干部的数量逐年增加:2013年,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立案审查的31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8人;2014年的数字分别是68人和30人;2015年的数字则是90人和42人。十八大以后,全国已有90多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和军级以上军官落马。2016年超40名省部级落马官员受审或判刑。2017年(截至12月22日)从最高检公布职务犯罪大要案信息316条,40名省部级高官获刑,涉及厅局级以上官员282人。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央纪委案管室有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无论是立案件数、处分人数还是审查中管干部人数,都在前两年持续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均创改革开放以来同期历史峰值,其中,11个省处分人数增幅超过50%。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五年以来,截止2017年10月31日,已累计查处违反八项规定193168起,处理262594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5059人。从级别分布来看,省部级被处理的人数为24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22人,地厅级被处理的人数为232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1555人,县处级被处理人数为1961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11882人,乡科级被处理的人数为240622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131600人。

  (五)操作的技术性

  腐败分子的关系网、链接点往往较多,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为腐败分子的通风报信等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 多数腐败分子自身智商并非低下,甚至有些还有高智商的亲信为其出谋划策,关键时刻“舍卒保车、舍车保帅”是他们最愿选择的行为方式。

  对于欲以或难以腐蚀的目标,黑暗、敌对势力往往有组织、有计划地调查了解其个人甚至亲朋好友的生活喜好乃至个人隐私,然后想方设法地采取各种手段投其所好,甚至不惜代价拉帮腐化个别公安、串通海关,想方设法攀附公权,多管齐下来最终达到他们腐蚀、控制被腐蚀目标的目的,黑恶里外勾结腐化腐蚀被腐目标,某种程度上诱发了部分家族式腐败的发生。

  王儒林2014年在谈山西反腐时说,一个城市的三任书记、三任公安局长出问题,全国罕见,省部督、转的自2006年以来的14件涉黑涉恶核查线索无一办结,要把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结合起来。

  上述这一切说明,当今的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显现出较强的操作技术性、隐蔽性。

  (六)资产的巨额性

  消极腐败案件涉及的资金、财产往往数额巨大,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上亿元。如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负责人、原副总经理于铁义受贿金额超过3亿元,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利用职务便利,疯狂吞噬巨额财产2.4亿元。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逃税、挪用公款、贪污等罪,金额高达3.05亿元。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受贿金额折合人民币超2亿元。山东日照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华森,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共计人民币1.6亿元。广州九佛农工商联合公司原经理钟学周,涉嫌贪污7000多万元,职务侵占800多万元、挪用资金6000多万元、行贿219万元。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把其主阵的地方,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领地,在涉及南昌钢铁集团改制工程资产处置过程中,指示省国资委必须选择某一特定企业为合作对象,又硬性要求降低国有资产评估价格,贱卖给这家企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近10亿元。这背后是其家人(妻子、女儿)收受了指定企业的巨额好处费。

  (七)后果的严重性

  腐败行为具有严重的堕落性,表现为不愿意或没有付出劳动而取得非法利益,它破坏发展、影响稳定,最终使国家和集体利益蒙受损失。据资料统计:仅仅由于腐败,发展中国家债务就增加了30%。腐败已不只是一国的局部现象,它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公害。恶腐巨贪破坏政治生态,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加剧两极分化,损害群众利益,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政令畅通,阻碍了改革发展。有报道称,近30年来,仅仅外逃贪官携带出的贪污款达500多亿美元,近4000多亿人民币。如果把贪官的吃喝腐败、公款旅游再加上贪官决策失误、政治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数字惊人。红色通缉令追逃缉拿归案的犯罪分子人数不在少数,多数外逃贪官贪污挪用的钱款大多挥霍无度,相当一部分钱款难以追回。

  腐败分子欺上瞒下、吃拿卡要,凭借手中权利,一般不按正常程序规矩行事,使信任出现危机、诚信出现偏差。塌方式腐败犹如扩散的癌细胞,践踏民主与法制、腐蚀吞噬健康执政,干扰正常生产生活、败坏社会风气,影响对外贸易投资,破坏民主团结、冲击正义公平,诱发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必须坚决根治铲除,否则,久而久之损害殃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八)查处的复杂性

  由于腐败行为主体权利的集中性,一些恶腐巨贪往往身居高官要职,加之一些腐败行为参与的群体性、操作的技术性及一些法官涉腐,使腐败案件的查处具有明显的困难性、复杂性。近年来,一批腐败法官的“落马”,“验证”了一些法官成腐败高危人群的说法。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有松,原辽宁省高院院长田凤岐、原湖南省高院院长吴振汉、原广东省高院院长麦崇楷、原沈阳市中院院长贾永祥、原武汉市中院院长周文轩、原长沙市中院副院长唐吉凯,原阜阳市中院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等,分别因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翻船落马。湖南吴振汉受贿案则“带出”了十多名法院负责人和法官,涉案者一共30多人。更有山西省高院法官孟来贵(监察室主任、纪检组副组长、审监庭庭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其巨款的存放方式曾令现场搜查的办案人员瞠目结舌,“床板下,铺满了一捆一捆的钱”。一些法官的堕落,是对正义的反戈!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查惩的难度、复杂程度,对司法队伍败类的惩处,要更加严格严厉。

二、腐败行为缘由冷思考

  (一)从管理学角度

  产生腐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监督不力、权利失衡、管理真空。

  清代学者赵翼总结历史贿赂现象后,得出一个结论叫“贿随权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费里德里希曾说:“腐败是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可能有腐败存在。”当然当官的绝非都腐败,然而腐败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又是为官的,这说明腐败同权力的恣意滥用,缺少制约,有着高度的相关关系,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官吏的腐败,法制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当然,再好的管理也存在着顾及不到的地方,且都有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需要改进完善之处,理论上称之为管理的漏洞及真空,这也在客观上使腐败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可乘之机。

  (二)从经济学角度

  腐败是私有制伴生的产物,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品有了较多剩余,财产有了公有、私有产权的明确划分时,贪腐者对公共财物的巧取豪夺和以权谋私。

组织规模扩大时,权力在组织成员之间的配置可能失去均衡,可能快速集中到少数成员或少数公职那里,这种失去均衡的权利如果缺少一种给定技术条件的最优监督与制度安排,就会造成经济非法转移。如权利寻租,被收买的权利可为收买者带来大额利润总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资源配置,垄断分割市场乃至专制特权保护,可以把相当大的生产性资源转移到非生产领域,可能转移资源上限。

转型期经济私有化过程的经验,所谓生产性寻租理论或腐败改善效率论似乎只是在从短视效应上来为腐败获得一定合理性,例如低收入官员在收取贿赂的同时提供了公共服务。潜在腐败分子选择行为依赖于:腐败收益往往远远高于腐败成本,社会对贪腐犯罪的监督成本,犯罪分子预期被抓获的危险及预期会受到惩罚的强度等。从经济法学、成本收益理论方面认为,腐败分子选择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腐败成本,也就是说腐败分子预期腐败犯罪能得到的好处大于坏处时,涉腐者就认为可有选择实施腐败行为的必要,从经济角度讲,这是滋生腐败最为直接的原因所在。

  (三)从哲学、民主角度

腐败的成因往往是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私欲的恶性膨胀又不愿付出任何劳动,集权专横、对金钱权利物质等贪得无厌的追求。理想信念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根本,是党员干部的精神支柱、奋斗动力和前进坐标。从较多案例剖析不难看出,涉案贪腐犯罪者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这些人员理想道德底线一步步失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利观、利益观、地位观一步步扭曲,见利忘义、见利忘信、见利忘本。约束要求别人廉洁自律时候是警钟常鸣,轮到对自身警示教育时却“铃声不响”。东窗事发忏悔检讨时常常声泪俱下、捶胸顿足、悔恨交加,收受贿赂非法剑财侵吞资产时常常是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得意忘形。理想信念思想基础动摇,自省自警自律意识缺失,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导致蜕化变质,防线垮塌,陷入犯罪深渊。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政府官员违背公约的准则,以谋取私利的行为”。

  (四)从选人、用人角度

  选人上产生的失误,用人上存在的不正之风,恐怕也是值得慎重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腐败的多发不只与制度不严、监督不利有关,一定程度上也与选用干部标准不高、风气不正、把关不严有关。廉政反腐教育相关内容中,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突击提拔、带病任用、边腐边升,拉票贿选等案例也兼而有之且有时还不在少数。如李嘉廷突击提拔102名副厅级干部获利750多万元;马德两年卖官265个,获利2385万元;武保安2天卖官受贿126万元,徐国建一次卖官受贿200万元,聂春玉卖官等等。四川南充贿选案涉案人员多达477名,全部受到严肃处理;震怒中央,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党内选举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的辽宁十二届人代会选举代表过程中的拉票贿选案,辽宁45名拉票贿选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被依法确定当选无效,涉案的523名辽宁省人大代表也已全部辞职或被罢免。一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现如此情况,对地区政治生态造成一定影响,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情节严重,性质恶劣。

三、反腐倡廉冷思考

  (一)建立系统规范、严格完善的党员干部教育学习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体党员干部,学习教育要常态化,要时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党员干部要做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模范,经常教育党员必须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要突出理想信念这个灵魂,补钙壮骨、立根固本,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让红色基因广为播撒、永续相传。要在全社会弘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现代产权制度的纵深改革实践。逐步建全完善各级各类现代产权制度,加快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深入持久繁荣健康发展,从构建现代产权制度科学管理的源头上防止、避免大中型企业改组改制形成的由内部人控制的利益集团,有效保护国有资产、维护职工群众利益。要建立统一规范、严格完善的各级各类现代财务制度。建立严格完善、规范科学的各级各类现代财务审计制度。建立大数额资产资金出入的“多支笔联签审批生效”制度。“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

  (三)建立严格完善、科学高效的各级各类纪检监察制度。增强监督合力,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加强对重点环节和重点权利、重大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班子负责人的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加强巡视工作领导,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对那些“恶贪巨腐”、执法犯法者,以法律“利器”量刑标准严判重判,“利剑”高悬,发挥强有力的震慑作用。制定国家监察法,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构建权威高效监督体系。

  (四)深化完善各级各类干部履职尽责、追责问责、述职述廉制度,严明各级干部职责权限,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专制,严厉打击职务侵犯、权力侵占。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好干部选用标准。深化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的学识能为、成果业绩等全面公示制度。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洁意见回复关,防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党员干部要严格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忠诚干净担当。党员领导干部要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自觉接受监督。深化完善各级各类民主生活制度,畅通网络媒体等各种舆论监督举报渠道。严格查惩因选人用人的腐败不正之风给国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者的连带责任。各级领导班子要严格执行制定的议事规则,保证决策科学、民主。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五)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部署,不断完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新格局,形成反腐倡廉教育合力,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掌握其思想、工作、作风、生活状况。学习研究区域反腐败立法内容,“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推进反腐倡廉现代化建设,实现反腐倡廉信息、技术、组织、结构、人才、制度等多方面的现代化。

  (六)筑牢堤坝,巩固成果,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继续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促进和加强国际反贪治腐、勤政廉政多国之间多方面合作,积极协商组建双边多边国际反腐同盟,共同打击贪污腐败,呼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完善地区反腐败公约,共同开展反腐斗争,共同缉拿逃犯,共同探讨交流预防惩治贪污的方法和经验,共同维护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社会经济安全与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四、结语

  (一)中国社科院发布第七部《反腐倡廉蓝皮书》显示,2017年,96.1%领导干部、95.5%的普通干部、89%的专业人员、74.6%的企业管理人员和79.2%的城乡居民对当前反腐败工作“满意”或“比较满意”。89.2%的城乡居民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信心”和“比较有信心”。

  报告称,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建设覆盖了绝大多数的公共领域,中央反腐决心坚定,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风政风带动民风好转,社会廉洁意识增强,党员和群众的信心度满意度大幅上升。

报告指出,社会监督对腐败产生有效震慑,媒体监督瞄准作风问题稳准发力;自媒体等科技工具促官员强化自律意识;“八项规定”深入落实对官员的工作业态和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二)从透明国际公布的近十年来180个左右国家廉洁指数及排名情况,中国的世界排名在70-80名,这与中国政府高压反腐特别是近十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反腐败成就不太相符。

  需要说明的是,透明国际总部虽在德国,但其许多评估机构却多设在美国,清廉指数主要以对象为商人、一些政界和民间调查问卷为基础,按世界各国本土贪污情况的普遍性进行排名,不以揭露个案出发,由相关专家学者分析人员,从国际上相关调查报告中,提取有关人士对各个国家腐败程度的观察、感觉和评判数据,加以综合评估,给出分数。多从商人、贸易角度上来观察、评估,在许多方面有一定局限性或者说不具有普适性,比如对发展中国家调查取样的信度、效度,评估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分布的程度、清廉排序量分过程中有没有充分研究考虑国家反腐的力度,标准偏差率的准确程度等等。所以,其有些清廉指数评分及其排名的说服力、客观性、公正性需认真进行审视,尽管彼德·艾根创立“透明国际”这个非政府组织立场和价值中立,目标是保持无党派身份,建立反贪污的联盟,尽管其清廉指数量分排行等在全球产生有较大的影响。

  (三)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一直倍受中国几代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予以高度重视。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铸就形成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是党的性质宗旨执政要求所决定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人类反腐倡廉史上十分宝贵的理论财富,坚持清政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则是新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提出的重要任务,深入学习党风廉政建设思想,针对新时期腐败现象成因特点规律,积极有效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必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反腐倡廉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 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智库专家、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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