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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继传:关于西方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疯狂膨胀的评述
发布时间:2017-08-04

提要: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以金融业或资产价格为代表)日渐背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不仅使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激化,而且使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矛盾激化。这是世界经济发出的危险信号,世人担心国际金融危机卷土重来。

本文揭示世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失衡主要特征、表象、严重后果,说明该失衡是西方发达国家量化货币宽松政策造成的, 它严重破坏世界经济秩序。这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指出了当前西方国家危机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对此,国人应做防范虚拟经济过渡、失调的准备,高度警惕全盘“西化”。

实业是强大经济的基础。虚拟经济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的,它是不能摆脱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的。坚守实业,国民经济才能立得住。根据观察过去20年道琼斯全球指数变化的统计资料,虚拟经济(以股市为象征)也通常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繁荣;而当实体经济出现调整时,牛市就会转化为熊市。但是,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股市涨幅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来看,虚拟经济(以金融业或资产价格为代表)已日渐走上背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轨道。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出的危险信号。

一、西方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为何膨胀

这要从20085月由美国住房信贷市场引发的次贷危机说起,为了刺激房地产业,美国银行降低发放住房贷款门槛,这使得本没有偿还贷款能力的人也能贷款买房。政府没有对这种行为进行干预,终于使房地产泡沫破裂。这场被称为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商的破产,出现了全球股市暴跌,导致了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之一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的全球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已经持7年多了,整个世界经济仍然不景气。这场危机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日本、欧洲经济低迷,美国只是稍微好一点儿,新兴经济经济体减速、亚太国家正遭遇各种困扰和发展瓶颈。中国经济增长虽然今年出现“破七”,但在世界仍属较高增长,中国也受到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面临着一定下行的压力,需要战胜困难,维持各国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目前,主要发达国家欧美国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日本央行还实行超量化宽松政策。目前,全球投机性资金无序流动,局部债务危机和汇率危机此起彼伏,股市和房市动荡加剧;大宗商品价格全线下跌,而全球与大宗商品相关的股票市值、债券等虚拟货币均达数万亿美元,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波动与大宗商品价格直接相关,造成国际市场不确定、不稳定。人们由此担心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卷土重来。

1、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表象

在这种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全球牛市的怪现象。道琼斯全球指数从2008年底的140点持续上升到今年5月份的近340点,其中,美国股市上涨最为明显。道琼斯工业指数于2013年初就收复了14000点的高点,到今年5月份更是上涨到18000点,较危机前提升30%(引自2015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全球股市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有限”一文)然而,此轮股市牛市缺乏实体经济的基础。

什么是道琼斯指数?它一般是指工业股票(包括工业公司股票、交通运输公司股票、公共事业公司股票等)股价平均指数;也统称股票价格平均指数。编制该指数目的在于反映美国股票市场的总体走势,涵盖金融、科技、娱乐、零售等行业。它也是观察市场动态和从事股票投资的主要参考。

为什么股市反而出现了牛市呢?西方经济学家静观其变,发现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即全球股市上涨源于欧美实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的结果,该货币政策制造的资金流动性以及从未见起色的实体经济中转移出来的流动性资本都被倾泻到了资本市场,引发虚拟经济膨胀,失去管控。

在此轮牛市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股市上涨幅度较大。截止到20159月份,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标普500和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市盈率分别升幅30倍、20倍、14倍左右

对此,美国股市存在泡沫。2009年以来,美国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提供了大量低息甚至是零息信贷,非金融上市公司乘机用低成本的债务资金大量回购其上市股票,使得美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在公司盈利没有改善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减少公司股权来保持甚至降低市盈率。非金融上市公司大量回购股票的行为也由此掩盖了美国股市的真实性。

在美国股市净额发行股票的机构除了国外企业之外,主要就是以ETF(交易所交易基金)为主的美国国内金融机构。由于该机构玩弄金融投机,其发行获得资金后又再次投入资本市场,就形成了股市涨、ETF发行增加、股市再涨的自我增强式的循环。人们不难判断,这轮以美国股市为龙头的全球牛市几乎是建立在流动性的沙滩上,任何导致流动性由宽松变为紧缺的变化都将打碎牛市的基础。

显然,美国股市既不是一个有真实盈利支撑的价值投资场所,也不是一个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推动其经济增长的渠道。

从全球股市涨幅与实际GDP增长的对比看,将更加清楚地发现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的情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但其主要效果是刺激了股市暴涨,而推动增长和就业的作用则相当有限。于是,股市涨幅大大高于GDP增长。2009-20145年间,全球股市上涨幅度达150%,实际GDP增长却不到5%2015年初,欧洲央行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仅一季度德国DAX股票指数上涨幅度就超过20%,而实体经济增速只有0.4%

从全球影子银行信贷规模看,2014年接近80万亿美元,201373万亿美元,已经超过2007年危机前的最高水平(70万亿美元)。事实上,影子银行体系的相当一部分资金也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

再从全球基础货币供应量看,1970年只有480亿美元,2015年已经高达13万亿美元,增长近300倍;金融外汇市场日交易量就已突破5万亿美元,年交易量超过千万亿美元,而全球真实贸易额不过20多万亿美元。那些衍生金融、高额交易等创新金融产品已经成为庞然大物,名义市值和交易量动辄达到数百万亿美元。

还有,债务规模也快速增长。西方发达国家奉行凯恩斯经济学派举债支出的财政政策,使2008年以来,全球市场(非金融公司)美元计价债务增长50%,总额接近19万亿美元。(参考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5日观察)

尤其是,美国通过美元霸权控制世界货币,操纵、疯狂掠夺世界,而无限制地增发美元,加上各种债券、证券和金融衍生品,虚拟资本流通量无限大。美国进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不到20%,而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和国际贸易、外汇交易中竟70%—90%。美元60%以上在全球流通,一半以上为外国人持有。美国操作美元,助推虚拟经济疯狂膨胀,并将其经济危机转嫁世界各国。资本疯狂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大量实体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这是目前世界经济动荡或危机的根源。这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失衡的严重后果

西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政策严重地影响世界经济秩序,导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正试图主导和支配实体经济与物质资本的投资和积累,货币和金融市场成为整个市场体系中最有权力的市场。

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失衡出现以下严重后果:

其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化。至今,西方发达国家仍掌控货币金融中心和全球定价体系,使得利率和汇率等重要价格信号与实体经济基本面日益脱节,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投机与预期通过左右汇率和利率反过来决定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尤其新兴市场经济体蒙受严重损害,目前该经济体已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却没能掌握全球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发达国家以货币金融霸权给全球资源、技术、产品和服务定价,以强力手段实现全球收入再分配,将新兴市场经济体创造的真实财富转移到发达国家,使得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某种程度的“贫困性增长困境”,就是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资源消耗越多,相对真实收入水平、相对生活水平反而越低。

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委会日前发布的报告,2013年和2014年,该地区出口分别下降0.4%和3.0%。2015年该地区的出口预计连续第三年下降,2015年降幅将达到14%,是过去80年来的低谷。根据联合国机构的预测,大宗商品价格恢复前景不明,明年这种形式不会出现明显好转。

分析认为,这个经济周期的特点是:总需求下降,发展中国家消化外部冲击的空间缩小,投资下降,资金外流。

具体来看,出口下降表现明显的国家和区域,主要都是传统上石油、石油产品及原材料的出口大国。比如,就拉美国家而言,委内瑞拉下降41%,玻利维亚下降30%,哥伦比亚下降29%。另外,巴西下降15%,墨西哥和中美洲下降4%。(人民日报“国际”2015.12.9)拉美大宗商品出口锐减处于经济十字路口。

看来,不破这种陈腐国际金融体系,世界金融风险和危机,还是可能再次发生的。

其二,虚拟资本和实体资本以及贫富两级分化。从以上全球股市状况可以看出,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的积累速度远远超过真实GDP增速,权力、财富集中到虚拟经济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导致了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马太效应”。

其三,信用资源分配两极分化。从全球股票市场看,能够参与虚拟经济投资人,大都是有能力获得信用资源(包括各种银行贷款、基金、债券、股票等)的少数富人。他们将获得信用资源用于投机炒作。到头来,无论是金融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还是金融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其所带来的收益都主要被极少数富人获得。信用资源越是向少数富人集中,虚拟经济膨胀就越快,富人和广大的普通百姓之间财富鸿沟就越深,其矛盾也必然越激化。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往往是危机的前兆。全球经济“三个两极分化”是造成当今国际金融不稳定乃至全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

二、虚拟经济的怪象源于新自由主义

西方发达国家高调推动虚拟经济发展,以虚拟经济支撑经济增长,并没有解决金融危机,反而使复苏过程曲折反复,经济社会动荡,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房产价格在低位徘徊,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不断深化等。在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欧美国家陷入危机之中,而源于新自由主义。

这正如法国经济学家一语道破的实质,西方经济社会动荡或危机乃是新自由主义危机。2012115日西班牙《起义报》报道透露,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与多米尼克·莱维合写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迪梅尼尔在日前接受采访时说出上述一番话。

当问到当前经济危机的特点是什么?这位法国经济学家作如下回答:当前危机是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经历的四大结构性危机之一。这四大危机分别是19世纪90年代的危机、1929年危机、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和当前的危机。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这场危机迟早会以某种形式爆发,但它在2007年至2008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美国爆发了。两种机制融合在了一起:一方面,我们发现了在疯狂追求利润和拒绝监管的思想驱使下,金融化和全球化做法造成所有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脆弱性,而作为金融全球化的结果,美国的中央银行失去了对利率的控制和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危机是美国经济失衡的结果。

据对1929年经济大萧条和当今金融危机对比研究资料,上一次的危机起因于传统性的生产性资料过剩,由实体经济波及到虚拟经济,而如今的危机由虚拟经济先出问题,后波及到实体经济。以笔者之见,从本质来看,两次危机都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出了问题:一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二是市场自由化,失去监管、约束。市场有两只手,市场这一只手总会有失灵的时候,需要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弥补它的不足。一旦政府这一只手失去监管的职责,西方国家出现的市场无序、经济失衡或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新自由主义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它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市场自由化等,在西方横行了30多年。以至经济靠借债消费和金融投机来支撑,最后以金融海啸和全球金融危机收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引起了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衡,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失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简言之,目前,西方的经济危机就是这些失衡的表现。

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大惑不解,却仍抱着新自由主义不放。但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已穷途末路,救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这里略举一、二、三。

其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以财政赤字和IT这两种泡沫支撑增长。

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佛里德曼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兴起。世界政治舞台上诞生了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他们遵循新自由主义理论来治理市场经济,以赤字财政治国。美国奉行的新自由主义还渗透到全世界。尤其里根政府的赤字财政被称为美国在二战后最大的凯恩斯政策。而结果怎么样呢?

美国被巨额财政赤字和经常性项目赤字的“双重赤字”所严重困扰,债务不断积累,失业人员的增加,经济走上衰退。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复苏初期,美国财政支出增加、税收减少,财政赤字大幅上升,2011-2013年美国政府支出连续3年负增长,财政赤字已由6000亿美元上升到13000亿美元,成为拖累GDP增长的主要因素。几年来,美国国会两党间关于债务上限和财政预算的对抗和僵局,也造成财政悬崖潜在风险,使美国再次衰退的风险上升。

这一切说明,美国赤字财政正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国家开支能够带动经济”这一神话的破灭。

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信息化技术为内容的世界新技术革命(也称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表现为智能制造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高技术的突破,引发了美国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IT(信息技术)产业为象征的新经济发展,出现了经济繁荣,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

然而,美国经济学家罗伯·波林在《衰落的迹象:美国经济衰退和弥漫全球的经济萎缩》一书中尖锐指出,90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增长离不开IT泡沫。IT泡沫的推动下,企业纷纷进行了投资IT设备。在资本效应的带动下,美国家庭从银行借贷消费也扩大了。美国政府极力鼓励低收入者利用银行贷款提高消费水平,一大批人“吃粮靠救济,花钱靠贷款”。国家靠发债,低收入者靠借款,任何人几乎都能为了任何目的借到任何数量的钱。这些情况使美国陷入了巨大的风险。

在IT泡沫催生的股价上涨的情况下,以股票作为担保而借款也变得更加容易。按照波林的计算,在IT泡沫的全盛时期,由于资本效应带来的消费扩大,消费支出增加2%3%。设备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在IT泡沫的刺激。如果扣除经济中的泡沫因素,那么真实的经济增长率并不算高。

在美国政府鼓吹风险投资的情况下,由于人类本性中的贪婪,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在宽松货币环境为实质的放松金融的诱导下,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生的诱惑,而纷纷举债进行风险投资,也就产生了巨大的投资泡沫。正如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果然,到了2000年,美国IT产业泡沫破灭,许多IT产业倒闭。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急速实施放宽了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泡沫,使得美国经济得到一时复苏。但是,波林在书中指出:“如此重的家庭负债必定会制约今后的经济增长。”的确,美联储放宽房产货币政策又使以后的银行陷入困境。

技术革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这是严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事实表明,技术革命可能引起经济繁荣,也可能引起经济萧条。一般说来,重大的技术革命不但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而且每次技术革命都对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管理制度、商业文化等产生深远而根本性的影响。如果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技术创新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在加上管理跟不上,失去市场管控,潜在的危机风险必然加大。

对此,美国发生的IT泡沫陷阱提供了佐证,也警告世人,每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可能出现的挑战,充分估计其冲击造成的影响和面临的挑战,做好风险防范,包括思想文化、投资结构、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管理制度等方面改革创新的准备。

其二,资本成为投机赌博的工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方发达国家曾对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反省,人们开始清醒认为金融市场是应该受到限制的,政府对其进行了干预、管控。由此而出现的二战后金融体制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稳定。

人们应该切记曾经发生的1929世界经济大萧条。19291029日,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从那天开始,美国股市在经历了10年的大牛市后,几天内从顶端跌入深渊。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股指从最高点386点跌至298点,跌幅达22%。这是纽约交易所记载的112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此后,美国进入长达10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这一天被随后的历史所铭记为“黑暗星期二”。

史料记载,股市跌势不止。从19305月到193211月,美国股市连续出现6次暴跌。在这次股灾中,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

当时,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经济危机最终引发了危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5000万人失业,无数人流离失所,上千亿美元财富付诸东流,生产停滞,百叶凋零。

但是,新自由主义说什么,政府的干预会降低市场的效率,金融投机能够稳定价格等。在这种思想的诱导下,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采取了放宽金融的做法, 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格林斯潘极力推进市场的自由化。

过分虚拟金融往往膨胀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制造了虚拟繁荣。但是,有良知的西方经济学家揭示,依据新自由主义理论放宽金融而产生的并非生产性的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而是虚拟资本,并把虚拟资本变成了投机赌场的工具,其最终结果爆发了当今世界金融危机。这是无视1929年世界大萧条的教训必然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同时,他们认为,一旦众多企业也为了投资漩涡中的一个个泡沫,那么问题就大了。如果一国的资本成为赌博活动的工具,那么绝没有好的结果。

其三,“金融立国”走向失败。

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施金融立国。那么,美国这个最大的金融帝国,是以金融货币(美元)投机、债券、股票、名目繁多的衍生金融产品及其利息、利率刺激等为内容的,其本质上是怎么一回事呢?

危机之前美国金融业强烈的自我膨胀,推动金融产品的次级房贷大幅增长至1.5万亿,占总房贷的15%。进而推动美国房屋抵押证券产品规模和衍生工具各自超过万亿,大规模金融证券化和衍生化使得金融机构资本杠杆放大最高超过200倍。欧洲银行持有金融衍生化产品的规模超过美国,遭遇次贷危机影响还比美国更严重,正是虚拟经济过度、失去管控造成的。

美国虚拟经济愈来愈疯狂膨胀: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产值占的比重从1950年的11%上升为88%;其中,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占到总利润的70%;金融衍生品总量1998年为72万亿美元,2008年增长到672万亿美元,10年中增长了9倍,而经济总量只增长了不到1倍,使实体经济日趋衰落和“空洞化”,越来越多的人从实体资本中脱离出来,从事虚拟资本经营,依靠剪息票、搞起投机生意。

美联储坚信维持长、中、短期低利率是刺激经济复苏的抉择,其依据是低利率促进借款、支出和投资。那么,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

事实表明,美国政府实行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增强了财富效应,

削弱了收入效应。据麦肯锡估算:20072012年由于长期债券成本下降,美国公司利润提升了20%,其中大公司获利更多,因为它们是主要的债券融资者;银行则由于融资成本降幅超过贷款收益而获益1500亿美元;而个人自危机以来,由于超低利率使个人银行利息收入降幅远超过利息支出降幅(见图),导致了3600亿美元利息收入损失,加上个人工薪增长滞缓,20092013年个人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15%,收入促进增长的效应大为下降。低息和充裕廉价资金支撑了股市上升,而股市的主要投资者是机构和富人,他们从股价和红利中获利丰厚。然而,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富人对消费支出的贡献度随其收入和财富增长而递减,这也限制了宽松政策对复苏的促进作用。

图为 美国个人银行利息收入降幅远超利息支出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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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圣路易斯联储

人们不难看出,维持0利率实际上是让普通家庭损失利息收入,以补贴华尔街银行,这无疑是一种陷阱,蓄意扩大贫富差距。据大通资产管理分析:2012年美国10%最富有者拥有其社会全部收入的48%、拥有其社会全部财富的74%,集中度比危机前大幅上升,居发达国家之首。(参阅2014.4.1《债券》“美国经济领域的失衡压力和风险”一文)

该数据表明,美国各群体在宽松政策中最大的损失者是工薪阶层,特别是中下产阶层以及中小企业,而银行、政府、大公司及富人阶层则是主要受益者。

再从当今世界金融危机的起因来看,美国的房贷公司向没有能力还贷的人提供了次级贷款后,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将这种次级贷款变成了证券进行销售,赚取了手续费。投资银行本身和相关的公司购买了部分证券,赚取了利益。然而,泡沫破裂之后,次级贷款也化为泡影,投资银行业必定破产。由此证明,美国的金融立国实际上是建立在投机、忽悠、泡沫的基础上的。即使这种经济模式能在短时间内赚取巨大的利益,但一旦泡沫破灭,就会走向崩溃,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美国的金融立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

历史似乎让世人惊栗地看到了这一幕重演。对2008美国住房信贷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金融海啸”的危机,格林斯潘惊呼,美国正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日本前首相麻生更是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可与1929年的金融危机相匹敌。全球媒体报道这次金融危机时,也纷纷将其与1929年美国股灾引发经济“大萧条”相比。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制所带来的恶果。但是,西方国家对实施新自由主义一直认为是成功的。但所谓成功是虚假的,欧美国家的财富差距一直在拉大,贫困人口在日益增多:

2011917日德国《明镜》周刊网站一位记者在报道美国经济困境一文中写道,目前,全美国有超过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几乎每6个人中美国人就有1个贫困。美国统计局认为,这个数字已达到最高水平。

201222日的《日本时报》网站在《现代资本主义的黑洞》一文中揭示,失业是资本主义深不可测的黑洞,在整个欧盟失业人数达到2200万人,仅西班牙2011年失业人口达到530万人,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近一半没有工作。

2015年,法国失业率屡创新高。欧洲统计局近期公布的一份统计数据表明,自2012年至20156月,欧盟28个国家失业率整体从10.5%下降到9.6%,而同一时期,法国的失业率从9.8%继续攀升至10.2%。自2012年奥朗德总统任期开始后,法国失业率连续33个月上升,相继有65.87万法国人失业。在所有失业人口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达到81万人。2015-08-10中国经济网)

据称,法国政府力推的“马克隆法案”即旨在为企业松绑,增加就业市场的活力,但其较大的改革力度则受到法国政界的诸多诟病,并没有实现奥朗德总统“反转就业率曲线”的承诺,法国的这份就业市场成绩单无疑给正在复苏的欧洲经济拉了后腿。

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现象极端严重,并不断加剧。这正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发展会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另一种是贫困的积累,失业人越来越贫困。

那么,不能使大多数人民大众生活得到改善的经济增长,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吗?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不可能建立日益增长的债务之上,也不可能建立在泡沫、股票、证券、金融投机等虚拟经济之上,更不可能建立在牺牲大多数人民大众利益之上。事实是,泡沫破裂,股市危机,银行危机,以及随后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是一个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西方国家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成功只是泡沫吹出的海市蜃楼。泡沫破灭后,海市蜃楼即刻覆灭。

对此,在201239日德国《新德意志报》专访文章,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教授一针见血地强调,2008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动荡不应理解为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而应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全面危机。

这位美国经济学家作如此直言: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美国引入了“社会保障”体系。在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和针对富人及企业集团的增税措施的相互作用下,美国从贫富非常不均的社会变成了最均衡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种较为均衡的福利资本主义却一再受到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和富裕公民的反对。自上世纪70年代起,反对势力掌握了主导权,已经实现了的收入分配和生活条件的均衡开始被逆转。富人和企业集团的税率下降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开始被全面解除。现在我们的资本主义又成了那种贫富差异加大,利润和工资收入有天壤之别的资本主义了,而这种差异为像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再次爆发奠定了基础。

理查德·沃尔夫断言,我称之为资本主义危机,因为这是整个制度的危机:是华尔街和中产阶级的危机,是金融业和工业的危机,是出口和劳务市场的危机。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著名知识经济学家、管理科学专家、中国科普作家等)

201512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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